生一个孩子，拿8000美元丨《代孕者之家》中的印度女性
导语
近年来，“代孕”这一话题引发了越来越多的关注。据《新京报》报道，自2020年4月27日起，有多名网友举报，广州一家名为“彩虹宝贝”的机构存在商业代孕行为，涉嫌违法。由此，“代孕”这一话题又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。
提及代孕，便不得不提到有“代孕天堂”之称的印度。2002年，印度宣布商业代孕为合法行为，就此催生了庞大的国内外代孕产业。而在四年前，印度政府通过了《代孕管理法案》，拟全面禁止商业代孕行为。
代孕是否应该合法化？其背后的市场需求究竟来自哪里？若代孕合法化，是福祉还是灾难？凡此种种，皆待探究。
本期为“纪录”栏目的第三篇，“爱与生命”带你走进2013年英国BBC视角下的《代孕者之家》(House of Surrogates)。
（图源：简单心理）
一
一窥“代孕者之家”
阿南德小镇位于印度的乡下，荒凉破败，尘土飞扬。推开那道暗绿色的大铁门，便来到了印度的“代孕者之家”。
房间内并排摆放着数张床铺，仅留一条靠窗的过道。窗边的细绳上晾晒着衣物和被褥，本就不大的房间显得愈发拥挤。
这里居住着上百位代孕母亲。她们在成功怀孕后被强制要求住在这里，便于统一照看。在此期间，她们必须等待胚胎成活的检测结果。如果成功，则继续留在“代孕者之家”，等待分娩和8000美元的报酬；如果失败，她们便只能拿到一笔低额费用，就此离开。
“代孕者之家”由Nayna Patel医生管理。1999年，Patel因为首个成功代孕的案例被国内外媒体争相报道，引发了舆论关注。自此，她走上了系统化代孕产业的道路，成为印度代孕产业的“先驱者”。
“代孕”通常指妻子由于种种原因自己无法怀孕，借用其他女性的子宫为夫妻双方生育子女。在Patel医生看来，这是上帝赋予她的“神圣使命”——创造生命。一直以来，她都在帮助那些想要拥有自己的孩子，却因为种种原因而无法实现的夫妇，给他们带来“最后的希望”。即使被媒体和反对人士冠上“婴儿工厂”、剥削穷人、“贩卖婴儿”的骂名，Patel依然坚信自己没有做错。
“代孕者之家”的管理者Nayna Patel医生
“代孕者之家”的每间宿舍住着多达十位期待成为代孕母亲的女性。她们的一日三餐都由专人提供，食物严格按照营养成分配比。提及日常生活，一些代孕母亲“感觉很无聊”。她们和十余名室友住在一起，除了吃饭、睡觉、聊天以外，几乎无事可做。
28岁的Vasanti已经养育了两个孩子，但她仍然选择成为一名代孕母亲。随着物价上涨，来自社会底层的她无力负担一家数口的生活。她知道，如果想要让家人拥有更好的未来，代孕无疑是一条不得不选择的道路。
商业代孕在过去十年间成为了一个爆发式的产业，并传遍了整个印度。这一庞大产业形成的直接原因，在于供求双方的广泛存在。
对于需求方而言，在代孕合法的国家中，印度的代孕成本只是美国的五分之一，并且医疗设施足够先进，不存在亲生父母身份认定的争议。哪怕手续繁多，其“性价比”也足以令人心动。
而对于供应方而言，印度聚集了三分之一的世界贫困人口，人民日常工作的报酬很低。相对而言，代孕是一种能够快速获取高额报酬的方式，代孕母亲的家庭往往也能理解并支持这一决定。
Patel医生的诊所从来不缺想成为代孕母亲的女性，即使她们完全不知道何为“代孕”。
Patel医生通常用通俗易懂的方式，给她们打比方：“如果成功怀孕，那么你对于这个在你子宫里长大的孩子，就像是照顾一个来你家住了九个月的客人，然后就放手让他消失了。”
在并不清楚何为“代孕”时，这些女性便已知道，来这里能赚取高额利润，给生活带来巨大改变。而对于合同条款中注明的手术存在“大出血、切除子宫甚至死亡”等风险，她们似乎并不能很好地理解。又或许，相比生活的风险，这一切已经令她们麻木而淡然。
当被问及成为代孕母亲的原因，她们或是发笑，或是逃避镜头。这或许便是她们的共同点——贫穷而顺服。因生活的苦难而贫穷，也因贫穷的负担而顺服。
二
没人能了解她们的痛苦
对于Patel医生而言，她的工作贯穿着代孕的整条产业链。
从接待可能的代孕母亲，在网上联络有需求的客户，日常查看代孕母亲的需求并决定批准与否，到两周一次的探望和稳定人心，再到报酬支付和监督使用，这桩桩件件都值得争议与讨论。然而，在庞大的代孕产业背后，又存在着无法忽视的合理性。
年近五十的新手妈妈Amy在接到儿子出生的消息之后，便从美国德克萨斯州赶到这个印度小镇，盼望着见到自己等待多年的“天使的礼物”。
当她穿过交通混乱的街道，找到新生儿病房，终于触摸到襁褓中孩子的小手小脚时，Amy表现得十分开心和激动，连连向代孕母亲Hanifa打招呼、表示感谢。但由于两人的语言不通，有些话只能由第三方代为转达。”
新手妈妈Amy抚摸新生儿的小手
Amy已经等待了十一年。接下来她要做的就是在“代孕者之家”学习照顾孩子的经验，随后办好手续，带着新生儿回到美国。
Amy来接孩子的这天，也是代孕母亲Hanifa与婴儿说再见的时候。
Hanifa用纱巾蒙着下半张脸，垂下眼睑，表示自己有点难过。但同时，她也为这对夫妇感到高兴。她眼中含泪，不停重复着“没别的了，没别的”，然后把眼泪藏在纱巾后面。
Hanifa送孩子到门口，由于语言问题，她一连重复三遍的“照顾好他”并没能被Amy正确理解。目送着摇篮远去在走廊尽头，她身后只余空荡荡的晾衣绳，那些属于婴儿的小毛巾和小衣服已经消失不再。
代孕母亲Hanifa送别新生儿
拥有孩子的喜悦也很快降临在Veronica夫妇身上。他们二人此行是为了进行代孕的第一阶段，合成胚胎。
Veronica的丈夫自己也是一位内科医生。他曾在医院里见过太多怀上孩子却选择终止妊娠的夫妇，而与此同时，也有太多此生都在盼望新生命的降临却求而不得的家庭，“这真是命啊。”
在门外等待结果时，Veronica显得紧张而不安：“就像所有的未来都由今天决定。”多年来，她一直期待能拥有一对双胞胎，甚至在两年前就已经给他们起好了名字。
幸运的是，结果显示他们二人的五个胚囊状态良好。为了增加成功机会，夫妇选择了其中两个胚胎，移植进代孕母亲的子宫里，留下三个冷冻保存。
而有些时候，女方的子宫受损而无法提供卵子，则会由另一名印度女性提供自己的卵子进行试管婴儿。这个孩子也会因此带有一半的印度血统。
53岁的加拿大女性Barbarad就是其中一例。
一直以来，Barbarad和丈夫将孩子视作他们的梦想和家庭的未来。经过三十多年的尝试和失败，Barbarad仍然不愿意接受她无法生育的现实。一次次的流产和失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太多打击，“就像每个月都在发生葬礼一样。”
Barbarad已经无法提供卵子，也无法怀孕。因此，夫妇二人接受了一名印度女性捐献的卵子，让自己的儿子拥有一半的印度血统。他们表示，他们会在孩子长大之后鼓励他去探知自己的身份，接纳人生中的每一部分。
由于手续的繁琐，Barbarad和新生儿Cerol必须在印度居住四个月后，才能随丈夫回到多伦多。在此期间，Edan，也就是生下孩子的代孕母亲，被Barbarad雇佣为保姆，为新生儿进行一天两次的母乳喂养和照顾。
在镜头中，Edan始终用温柔的眼神眷恋地望着摇篮里的孩子。她坦言：“每当看到自己的亲生孩子玩耍，就会想到那些代孕生下来的孩子”。陪伴的时间愈久，带来的难过与不舍便愈发浓烈，但她别无选择。
代孕母亲Edan
周日是“代孕者之家”的亲子日，代孕母亲可以得到丈夫和孩子每周一次的探望。
怀孕八个月的代孕母亲Vasanti在等待着家人的到来。为了负担繁杂的生活费用，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，Vasanti带着一家七口的希望成为了一名代孕母亲。
不久后，Vasanti接受剖腹产，为一对日本夫妇生下了一个男孩。孩子被抱走后，Vasanti的丈夫非常乐观地构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。而她则默默地坐在床边，眼角微微湿润。
“我仅仅看了孩子五秒钟，我看到他是活的。”Vansanti勉强笑了笑，想到自己的女儿说，“我这一辈子都不愿意让我的女儿做代孕妈妈。”
三
代孕产业在未来
目前，代孕在世界诸多国家仍存在法律上的空白，由此也引发了一系列道德伦理与法律问题。
近年来，素有“世界代孕工厂”之称的印度对于代孕的纵容也逐渐收紧。2016 年，印度联邦内阁通过了《代孕管理法案》，禁止外国人、海外印度人、同性恋者、同居者和单身人士通过代孕怀孕，并对有代孕需求的印度夫妇的生育能力，以及代孕母亲的身份和代孕次数等作出了限制性规定。
2019年，《代孕管理法案》新增了采取新措施来保护代孕母亲和委托父母的内容，所有形式的商业性代孕都将被禁止。
作为当地代孕产业的主要负责人，Patel医生一直以来饱受争议和批判，甚至可能随时面临死亡的威胁。但最终，她依然坚持认为，自己在做正确的事情——以一名女性的身份，去帮助其他的女性。
谈及家族的代孕产业，Patel表示自己还想再做十年，还想看到“来做代孕的夫妇和印度代孕者的双赢”。而对于“代孕是在利用女性”的说法，她回应称，代孕双方在本质上就是雇佣关系，这并没有什么不对。
在她的叙述中，她为代孕母亲提供培训课程，让她们学会一门手艺，以便将来能够获得更好的工作；
她在潜移默化中改变她们的价值观，帮助她们变得更加自信，更加自力更生；
她投资建造的世界第一所代孕研究院正在建设中，旨在提升医疗水平，并为代孕母亲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。
面对法律与道德的争议，Patel认为自己是一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。“我不得不面对批判。我面对着它，也将一直面对它。”
Edan送别Barbarad一家
影片的最后，Barbarad终于获批能够带着儿子，同丈夫一起回家。上车前，她拥抱了怀孕9个月、陪伴孩子4个月的代孕母亲Edan，再次表达了感谢。
小镇依旧荒凉破败、尘土飞扬。离别的氛围蔓延，孩子在哭，代孕母亲在逃避镜头和异国夫妇的拥抱。最终，她沉默离去，背影匆匆，汇入往来的车流。
后记
有关代孕是否应当存在或是合法化的辩论始终存在，而为之辩护者大多采用纪录片中的说辞。
因为后代是生命的延续，没有后代就没有完整的生命，甚至是一种家族耻辱；
因为每个人都拥有为人父母的权利，就像遭受其它疾病的人们一样，理应得到相应的治疗之法；
因为供需市场存在，一方愿意付出金钱，一方愿意承受痛苦。
在这些逻辑链背后，我们不禁要问一句：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
代孕母亲忍受身心的痛苦都要生下别人孩子的原因，并非出于天赋人权的自愿，而是在绝望生活中奋力挣扎，抓住最后一丝希望。
Patel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说，能成为代孕者的女性都是很特别的女性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一能力。
然而，从什么时候起，拥有生育能力成为了一种相对优越？在商业的运作下，代孕逐渐演变为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剥削，演变为上层阶级对底层阶级的剥削。交易双方有着毫不对等的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，却在市场的推动下，堂而皇之地将子宫物化为商品，以金钱抹杀人性。
我们应该思考，这条产业链正是由血肉和泪水浸泡，才会如此滚烫。
*以上图片均截图自纪录片《代孕者之家》，由于版权原因画质模糊，请各位读者谅解。点击阅读原文可跳转观看纪录片。
参考文献
[1]秦琛,於婷婷.论我国代孕合法化的正当性理由[J].太原学院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20,21(02):86-93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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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4] 刘长秋.代孕立法 东南亚各国有何新动向[N]. 健康报,2020-05-16(003).
[5] 看理想. 商业代孕，带来的是希望，还是剥削？[EB/OL].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ds7q-pq_aWOtBeVeTFx_lw
撰稿 | 淦丹
编辑 | 赵津平 罗方丹 刘文利
图片配字 | 淦丹
排版 | 那琳娜
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 出品